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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的四个节点brbr
发布日期:2019-05-19 02:42   来源:未知   阅读:

  习仲勋是从三秦大地走出来的伟大的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成长轨迹和奋斗历程与陕西息息相关。陕西不仅是习仲勋的家乡,更是他投身中国革命、展示领导能力的起点。

  网传倡议书显示,受害的合肥女律师小丽(化名)除了她本人遭到丈夫家暴外,她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倡议书还描述了两名伤者的伤情:“小丽头上七个刀口,脸上一边各一个刀口,眼睛被手指抠得双眼水肿,出现红色血块。左手五根手指筋全部断了,其中中指、食指断了三节。右手手筋断了四根,左脚脚趾筋断了两根。”,“小丽母亲头上十六个刀口,颅骨被锤子锤破了,手术后头上被取下七块碎骨头,胸口肋骨两根骨折,被凶手踩踏而致;嘴巴被锤子砸开,后期颅骨还需做修补手术,可能出现癫痫症状。”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中合村。那时的中国,国运衰微,经济衰败,社会动荡。那时的陕西,战事频繁,民不聊生,人心思变。在孩提时代,习仲勋就经常听父亲习宗德讲述各种社会见闻,蒲城学潮、胡景翼活捉“陆儿子”、张义安三原起义等一些社会反响较大的事件,都给少年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性格从此开始形成。同时,父母正直、勤劳、善良的优良品格也深刻影响着少年习仲勋的成长,这些都为习仲勋后来革命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2年,习仲勋进入都村小学读书。1925年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富平同乡、陕西民主革命先驱胡景翼相继辞世,12岁的习仲勋参加了庄里立诚公学举行的悼念活动。这两次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使少年习仲勋初次了解了孙中山先生和胡景翼将军的革命经历及其民主主义思想,对少年习仲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6年初,习仲勋放弃离家较近的富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选择了离家较远的立诚公学上学。立诚公学是渭北地区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也是富平县党团组织的发祥地。在校期间,习仲勋加入了社会进步团体——立诚青年社,并于1926年5月加入中国青年团。这是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伟大开端。

  1926年7月,立诚学校党团组织举行清算斗争恶霸张积德的集会,附近村庄的农民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习仲勋等部分学生组织受害群众联名告状,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赃款交由立诚学校充作办学经费。此次斗争拉开了富平农动的序幕,也是习仲勋第一次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这次斗争实践,使习仲勋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农民群众只要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强大力量。

  1927年底,习仲勋考入设在三原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具有浓郁革命氛围的学校,也是共青团三原地委机关所在地。在三原师范,习仲勋积极参加爱国,并因此于1928春遭到三原当局逮捕、关押。在三原看守所的两个月,习仲勋和其他被捕的同学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活动,开展以改善伙食为目的的绝食斗争,对看守所关押的逃兵进行宣传和串联等。由于表现出色,习仲勋被正式接收为中国党员。他后来回忆说:“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还是在狱中……取得的。”

  出狱后习仲勋回到农村生活,耳闻目睹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现实,习仲勋更加坚定了干革命的决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始终坚持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把个人的忧患和劳苦大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930年初,习仲勋受中共三原武字区委指派,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前往离家乡数百里外的一支地方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从此,习仲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参加革命后参与领导的第一次重大活动,也是他从事武装斗争的开端。

  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不顾失去双亲的巨大悲痛,受党组织委派,到陕西长武县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在从事兵运工作的两年间,习仲勋从见习官做起,在部队中秘密发展党员,积极从事反对黑暗统治的宣传,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取得很大效果。他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通过个人言行关心士兵疾苦、通过整顿军纪掌握部队,唤起广大士兵要求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为后来发动兵变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习仲勋还同先期进入这支部队的李秉荣、李特生等员一起,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起到了掌握和控制全营的中枢作用。部队驻防凤县后,担任营党委书记的习仲勋,积极了解和掌握当地情况,结识进步人士,建立秘密集会地点,为发动兵变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2年4月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指导下,营党委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在兵变成功后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转战数百里,计划在礼泉、乾县一带与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但在转移途中,遭军重重围堵,多次激战,损失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两当兵变最终失败。

  两当兵变给年仅19岁的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它为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也有力地配合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当兵变对习仲勋后来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习仲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两年多的兵运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斗争才能,也显露了他卓越的组织才华。他开始由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并为他后来成为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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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历经艰难曲折,几经辗转,终于在照金找到了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并受到刘志丹的深刻影响。此后,习仲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刘志丹等人一起,开始了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兔儿梁成立。由于之前有军事斗争的经历,习仲勋担任了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同年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被选为副主席。此后,由于工作出色,习仲勋又相继被选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到1935年10月,实际主持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达两年半之久。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时,习仲勋还不满21岁,被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的主战场,也是他走向从政之路的起点。

  这一时期,刘志丹等人在前方指挥打仗,习仲勋则以主要精力,在后方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走乡串户,实地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广泛组织农会、贫农会等基层政权组织,组建赤卫队和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斗争经验日益丰富。由于工作上独当一面,习仲勋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树立廉洁政风、惩治贪官污吏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人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放,形成了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来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为保证根据地人民享有正常的生产生活水平,能够提供支援游击战争必需的物质基础,习仲勋主持制定并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苏维埃政府发行了边区政府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细的处理各种矛盾的政策和措施,尽量做到让广大群众满意。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历练,逐渐成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日后全面主持关中分区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重新调整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将根据地划分为陕甘、陕北两省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

  1936年1月,贾拓夫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同时,在原南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被任命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几个月后,随红军主力参加西征。同年9月,习仲勋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宣布了调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的决定。

  关中特区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伸向统治区的重要触角。从1936年9月至1942年7月,习仲勋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期间还兼任了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集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全面主持关中分区工作达六年之久。六年中,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分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实际出发,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关中地域特色的新举措,成功发展了关中分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业,使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坚强的抗战桥头堡,为守卫边区的南大门,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建立起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政府,推行了“三三制”政策,使各级政权得到巩固和完善;开展了以整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建设,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为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建设上,积极贯彻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经济政策,使全区经济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和丰衣足食的方向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1939年1月后,顽固派开始制造磨擦,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通过实施减租减息等土地政策、进行开荒与安置难民、建立合作社、树立劳模和改造二流子等一系列措施,关中分区机关、部队、学校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

  在军事斗争上,有效反击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政府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和军事包围。关中分区的东、西、南三面处于胡宗南部队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之中,成为反磨擦的前沿阵地。这一时期,胡宗南部在关中分区夺地掠城,捕杀干部和群众,大肆进行宣传,制造了土桥事件、旬邑事件、马家堡事件、淳化事件等较大的磨擦事件。对于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连续武装进攻分区的行径,习仲勋始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严格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及时汇报关中分区反磨擦动态,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充分了解敌我动态的基础上制定灵活的斗争策略,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并重,以政治进攻为主,在自卫原则下准备战争。在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分区部队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从而牢牢掌握了反磨擦斗争的主动权,粉碎了顽固派妄图蚕食关中、白小姐资料,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的阴谋,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营造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在文教事业上,习仲勋把教育和生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了各类教育模式,如普及初小教育,加强干部教育,重视社会教育,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创办了多种地方报纸,其中《关中报》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编演了《新开荒》《反对磨擦》《大生产运动》《保卫边区》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文艺作品。经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了对政策法令的了解和工作方式方法的研究,工作质量和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到 1941 年,关中分区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的文化程度,乡一级支部书记大多数都能看文件、读报纸,新提拔的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在工作第一线十分活跃。

  主政关中分区的六年,是习仲勋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作和生活最久的一个时期。在这六年里,习仲勋和他的战友们,经受了种种考验,提升了领导能力,也赢得了关中分区人民的衷心拥护。1943年1月,在一幅漂白布上亲笔为他书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字,这个题词是对习仲勋的最好褒奖,也成为习仲勋后来工作的行动指南和奋斗指针。

  据了解,近年来,常熟海事局以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学雷锋志愿服务月、广场集中志愿服务、公共文明引导志愿服务等活动为依托,积极履行“崇尚科学、敬畏百姓、奉献海事”的核心价值观,在做好服务港口经济发展、保障水上交通安全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传递海事温暖,点亮人间大爱。(黄璞 邢乐)

  从一个懵懂的渭北农家少年,成长为坚定的战士;从一个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冷静笃定的军事指挥者;从一个初涉政坛的“娃娃主席”,成长为主政关中的一方主官,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的四个节点,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淳朴的家风、关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渭北的传播,滋养了习仲勋开朗豪放、宽厚包容的性格和坚毅刚强的意志;两当兵变中血与火的淬炼,锻炼了习仲勋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忍稳健的斗争才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深入实际、独当一面的工作历练,培育了习仲勋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质;主政关中时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培育了习仲勋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也培养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和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这些丰富的斗争经历,锻造了习仲勋坚强的政治品质,使他一步步走出关中大地,担负起全面领导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重任,直至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虽历经坎坷却矢志不渝,始终保持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展示了一个真正人的博大胸怀。(作者单位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